纽约的“新王”，与一个“幽灵”的回归

一个幽灵，一个在纽约上空盘桓了七十五年的幽灵，如今拿到了市政厅的钥匙。

这个幽灵的名字叫“社会主义”。

而拿到钥匙的人，叫佐兰·曼达尼(Zohran Mamdani)。

他是纽约市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市长，是首位穆斯林市长，也是首位南亚裔市长。但在纽约，这个星球上亿万富翁最密集的城市，这些标签加在一起，分量也比不上他的另一个自我介绍：

“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

在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里，在长岛的巨富庄园中，这个词比任何脏话都更刺耳。

一

这本该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

曼达尼面对的是一个政治王朝的继承人，是手握亿万富翁资助、获得几乎所有民主党高层（迟到的）背书的建制派对手。

而曼达尼的竞选纲领，在华尔街听来简直如同梦呓：冻结租金，推行免费公交和儿童保育，甚至要试点运营“市营杂货店”来对抗高昂的食品价格。

更“出格”的是，在这个拥有以色列之外全球最大犹太人口的城市，他明确表达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然而，他赢了。

不是险胜，而是以超过50%的得票率，在六人角逐中，获得了超越其他所有对手总和的彻底胜利。

这场惊人的胜利，不仅关乎纽约，更关乎一个宏大的叙事。正如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教授所言，这就像“一头熊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

在长达七十五年的时间里，冷战的阴影定义了美国政治。“社会主义”被当作来自魔鬼的、灾难性的外来产物。任何不否认这个标签的政客，都在进行政治自杀。

直到2016年，伯尼·桑德斯用这个词汇点燃了年轻人的热情；随后，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OC）将其带入了国会。

但那些都只是序章。

曼达尼的胜利，用黑格尔的话说，是“量变引发质变”的临界点。他、桑德斯与AOC，已经构成了三大标杆。

当特朗普满脸涨红地怒斥曼达尼是“社会主义者”，甚至为了加码而改口称他为“共产主义者”时，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他无意中承认了一个事实：“社会主义”本身，似乎已经不再是那个最糟糕的词了。

二

但真正的“题眼”在于，曼达尼为什么能赢？

答案令人不安，却又无比诚实。

因为，美国民众，无论是左是右，已经对整个政治阶层产生了彻底的、深刻的疏离。

经济学家理查德·沃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众早已被说服，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全是骗子和说谎者。

这个国家的人民与政治领导层之间的鸿沟，比任何时候都深。

“美国梦”早已不复存在。年轻人背负学贷，却只能找到零工；工薪阶层被高昂的房租和物价压垮，不得不住在城市的偏远边缘，通勤时间吞噬了他们微薄的工资。

每个人都在谈论“负担能力”问题，但政客们除了空洞的承诺，什么也没留下。

这种被抛弃、被背叛的愤怒，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政治燃料。

特朗普看懂了这种愤怒。他用“我很愤怒，我要采取行动”的表演，成功入主白宫。但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能用一场无休止的表演来掩盖。正如亚尼斯·瓦鲁法基斯所说，特朗普赢了，然后把那些金主——那些他本该反对的亿万富翁——带到了他的就职典礼上，像一场古罗马的凯旋仪式。

曼达尼也看懂了这种愤怒。

但他做了完全相反的事。他正面迎战金主，他对着寡头集团宣告：“战斗此刻正式打响。”

这才是他获胜的真正原因。

这是一种绝妙的讽刺：那些本该让他被主流抛弃的特质——他的穆斯林身份、他的民主社会主义标签、他蓄须的年轻面孔——恰恰塑造了他的与众不同。

在选民眼中，这些特质反而成了最可信的背书，证明了他“不是一个骗子”。

三

历史上，类似的愤怒曾引爆过美国。

上一次美国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崩溃，发生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

当时，美国工人阶级的反应不是转向右翼法西斯，而是集体向左。他们加入了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他们组建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IO），将数百万工人组织起来。

这种来自底层的巨大压力，最终催生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救济金、第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为1500万失业者提供的联邦就业岗位。

用温和的话说，这是社会主义举措的全面爆发。

这一切的资金从何而来？答案很简单：通过对企业和富人征收高额税率。

历史早已证明，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四

现在，曼达尼将要实践的，是一种更接地气的“市政社会主义”。

这并非首位当选市长的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地方政治的运作逻辑与全国政治截然不同。它更贴近民生，更具个人化色彩，标签退后，实干上前。

亿万富翁们对曼达尼2%的财富税提案感到担忧，但他们真正恐惧的，不是那点钱。

他们恐惧的是，曼达尼掌握着比税收更直接的武器。

沃尔夫教授指出了一个被忽视的细节：在纽约，市长可以决定“市政预算的收入端”。比如，他可以决定多久进行一次“房地产价值评估”。

过去，评估间隔可能长达10年，这意味着房产持有者始终按照10年前的低标准纳税。如果曼达尼将其改为每年评估一次呢？这不需要州议会批准，这是市长的职权。

他甚至不需要直接增税，就能实现事实上的财富再分配。

他还可以借鉴全球“反叛城市”的经验。比如，新加坡通过收取“拥堵费”来支撑免费公交系统；巴塞罗那则通过创建“地方市政货币”，让价值在社区内部流通，以支持“食物荒漠”地区的市政食品店。

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想象力。它不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呐喊，而是扎实、具体、甚至有些枯燥的官僚主义工具的创新应用。

五

曼达尼的当选，不是一场胜利的终点。

正如瓦鲁法基斯所警示的，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危险。在欧洲，正是那些曾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希腊，在德国，最终背弃了工人阶级，成为了推行财政紧缩、支撑寡头统治的最坚定的支柱。

曼达尼会重蹈覆辙吗？他会成为另一个奥巴马，带着左翼的承诺上台，却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吗？

这是他将面临的终极考验。

但眼下，一个更迫切的现实摆在面前。

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无论是失败的政府停摆，还是转嫁给消费者的关税——正在持续制造愤怒。而拜登和哈里斯却在告诉美国人“一切都很好”。

曼达尼的出现，让那股无处安放的愤怒，有了一个不同于特朗普的选项。

特朗普团队已经感到了恐惧。就在曼达尼获胜后不久，特朗普突然开始提议向每个美国家庭发放2000美元支票。

这不是巧合。

那个在冷战阴影下被驱逐、被视为魔鬼的幽灵，如今正迫使着美国的政治议程向左转。

一个旧世界正在分崩离析。

曼达尼的胜利，不是传奇的结束，而是传奇的开始。正如他在胜选演说中宣告的：

“若你认为抗争已经结束，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