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朋友：跨越党派的赤诚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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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与友周总理在贺龙追悼会上鞠七躬，以示深切哀悼。

周与友

曹应旺

冰心曾作文。

“我所结识的与周恩来总理有过交往之人，无论身处何种领域，无不深切感受到总理对他们个人的深切关怀与无微不至的呵护。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因为周恩来总理，自古以来，便是那位给予爱与收获爱最为丰厚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自古以来，结交之友最为广泛，此乃“付出之爱丰盈，所受之爱亦深”的生动写照。若将周恩来与每一位朋友的交往一一记录，或者说将他所给予与所收获的每一份“爱”详细记录，那将远非一篇短文或一本薄书所能完整承载。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早年周恩来便比常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朋友的重要性。

周总理（前排就座者）与南开师生们的珍贵合影

“我们共同生活了两年，情谊深厚，但若继续如此，我们将与他人接触甚少，应当分开，与其他同学同住，以便更好地团结大家。”张鸿诰和常策欧均表示赞同。因此，在最后一年，周恩来与蔡凤等同学同住。

“性情温和，诚实可靠，情感充沛，对友谊真挚，对于朋友与公益之事，无不全力以赴。”这些特质构成了周恩来学生时期鲜明的个人特色，亦是他在朋友圈中广受欢迎的根源。自南开起，无论周恩来身处何地，总能聚集起一群忠实的朋友。众多人与他结下的，是那份历久弥新的终身情谊。

“我的一点自然科学知识，还是在南开学到的！”

“不应只着眼于眼前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向，而应考虑国家需求以及个人在何领域能发挥更大价值，既然能考入高师，为何不敢尝试一高？”遵循周恩来建议，张鸿诰放弃高师学籍，并在6月成功考取东京一高，最终实现了成为工学家的梦想。

“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切莫因我而连累了你。”

岁月流转，那句话始终在张鸿诰的耳畔回响不息。

周青年时代

“此题诗我一直珍藏，将来定将它捐给博物馆。”周恩来却婉拒道：“不，不，我还有许多不足。”直至周恩来离世，这首题诗才得以与广大民众见面。

1974年5月，一对美籍华人，黄春谷及其夫人，来到了北京进行旅行。黄春谷在与接待人员交谈时透露，他在1913年至1917年期间曾在天津南开学校求学，与周恩来先生曾是同窗之谊。在那个时期，周恩来还以周翔宇为名。如有可能，他渴望能再次见到这位昔日的同窗。

当时周恩来病情很重。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来访，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来访，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工作人员认为病中的周总理不会见黄春谷夫妇。可是，出人意料，周恩来告诉罗青长，20日晚上七时在北京饭店宴请黄春谷夫妇。并让罗青长、熊向晖参加。20日晚上六时四十分，周恩来到了北京饭店。他对罗青长、熊向晖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中叫我‘总理’，写些恭维的话，我就不见了。”

片刻后，职员引黄春谷步入接待室。周恩来上前与他握手致意，感慨道：“老友！已有五十七载未见，咱们都步入暮年了。”转而对黄春谷的妻子说道：“春谷兄年纪稍长于我，那我就称呼您为黄大嫂吧。”

在此次会面之际，周恩来从黄春谷手中接过了五十七年前的珍贵照片——五张南开学校学生表演的剧目《一元钱》、《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及《一念差》的剧照。凝视着这些剧照，他仿佛穿越时光，看到了自己十七岁那年饰演女主角的风采，那些青春岁月的回忆，如电影般在眼前重现。

在人民军队的众多元帅将军中，众多人与周恩来结下了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交往密切。其中，朱德、陈毅、聂荣臻等，他们是在马克思的故乡、巴黎公社的遗址相识；徐向前、叶剑英、左权、陈赓等，则是在国民革命将帅的摇篮——黄埔军校相遇；贺龙、刘伯承等，则是在南昌起义的硝烟中结缘。周恩来与叶挺的友谊，始于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军事行动，并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的战斗中不断深化。叶挺不幸牺牲后，他的子女得到了周恩来细致入微的关爱。

周恩来亲自指挥南昌起义，叶挺所率的部队构成了起义的核心力量。在周恩来派遣聂荣臻前往九江进行起义前期准备时，他曾郑重叮嘱：“抵达九江后，首要之事便是通知叶挺。”在起义部队南下的征途中遭遇挫败，当部队撤向海陆丰之际，周恩来不幸感染了恶性疟疾，连续数日体温高烧不止，叶挺和聂荣臻则始终守护在其身边。抵达陆丰后，在中共汕头市委常委杨石魂的协助下，他们得以撤退至香港。叶挺、聂荣臻与周恩来一同乘坐小船，在大海的汹涌波涛中搏斗了整整两天两夜。这次经历不仅是周恩来首次面临险境并成功脱险，更见证了他与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之间深厚的生死之交。

1927年12月，叶挺担任总指挥的广州起义不幸告败。随后，党组织决定派遣叶挺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广州起义的详细经过。然而，叶挺未曾料到，他在国内竟遭受了不公的指责。抵达莫斯科后，共产国际的代表甚至指责他政治立场动摇。东方大学邀请他发表演讲，共产国际却禁止了他。在此情况下，叶挺无奈离开党组织，流亡至德国。周恩来深知叶挺的品格，对于他的遭遇深感不平，并公开发言：“此事，我们应当为叶挺洗清冤屈。”

叶挺

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叶挺毅然决然地从海外返回祖国。当年八月，周恩来在上海初次见到叶挺时，便对他炽烈的抗日热情给予了高度赞誉，并诚挚地邀请他牵头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改编。同年九月，叶挺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派，正式就任新四军军长之职。周恩来不仅在成立新四军的过程中对叶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更在叶挺与项英关系紧张、选择离开部队之际，耐心地进行了调解，并亲自将叶挺送回新四军。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何苦相争？！”此诗凝聚了周恩来与“江南一叶”之间深厚的生死情谊。

周恩来与叶挺、项英合影

在叶挺被囚禁的五载光阴里，周恩来始终牵挂着他的安危，一心想要将他解救。他不仅多方探询叶挺的下落，派人传递诚挚的问候，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而且在每次与国民党的谈判中，都力陈恢复叶挺自由的必要性。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重庆的谈判桌上以及政协会议上，周恩来等同仁不懈争取，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以叶挺交换在邯郸战役中我方所俘获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叶挺终于重获自由。

1946年4月8日，叶挺将军在奔赴延安的途中，不幸遭遇恶劣天气，其乘坐的飞机于山西兴县的黑茶山发生意外，坠毁于山间。这一噩耗传至重庆，周恩来总理闻之，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中，周恩来总理对叶挺将军深情缅怀，文中写道：

我们定将誓死捍卫人民军队，并为所有政治犯的解放不懈努力，直至胜利的彼岸！

血泪悼词，钢铁誓言。

叶挺夫妇英勇就义后，周恩来总理对他们的子女倾注了无尽的关爱。在那个充满艰辛的战争年代，孩子们有的被接到延安，有的则被转移至安全地带。新中国成立之际，尽管周总理公务繁忙，他对孩子们的关心却从未减少。1962年，周总理在视察东北时，特地前往一所军事工程学院探望叶启光等革命先烈的子女。1975年上半年，周总理病情加重住院治疗，他仍不忘嘱托：“待到明年春暖花开之时，我便能康复出院，那时，希望你们兄弟姐妹齐聚一堂，我将给你们讲述你们父亲革命斗争的感人事迹。”

在周恩来同志生命垂危之际，一日他忽然向身边的同事询问是否有六安瓜片茶。他渴望品茗此茶，同事们迅速搜寻并找到了。饮罢茶汤，他满怀深情地感叹：“之所以想要六安瓜片茶，是因它唤起了我对叶挺将军的缅怀。回想起抗战初期，叶挺将军身为新四军军长，曾赠予我一筒六安瓜片。如今品饮此茶，仿佛便能与叶挺将军相见。”

岁月流转，万物变迁，唯有真挚的情感恒久流传于世。叶挺将军离我们而去已近三十年，然而在此期间，直至生命的终章，周恩来总理心中始终怀揣着对叶挺的深切怀念。他当之无愧地是叶挺将军生前所赞誉的“知己”。

在周恩来与杨立三的深厚交往中，有一桩佳话流传甚广，令闻者无不为之动容。

长征途中，红军抵达毛儿盖时，周恩来不幸罹患重症肝脓肿，病情急转直下，连续多日高热不退，五至六天粒米未进。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尽管环境简陋无法进行消毒，无法实施手术或穿刺，却成功引流出一盆绿色脓液，体温亦逐渐下降。然而，周恩来身体状况极为衰弱，即便在平坦地面上行走亦异常艰难。面对这一困境，彭德怀和肖劲光毅然决定成立担架队，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撤离草地。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参与抬送周恩来。军委纵队干部团团长陈赓主动请缨，担任担架队队长。

担架队护送周恩来等同志离开毛儿盖，踏入了一片荒无人烟的辽阔草地。这片土地上，丛生的野草、散布的泥潭以及满地的污水，构成了他们脚下的一片混乱景象。行走其间，地面软绵，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泥潭。此地气候变幻莫测，时而风起雨落，时而雾蒙蒙、雪飘飘。当阳光炙烤得众人汗流浃背之际，转眼间，乌云密布，冰雹如倾盆大雨般袭来。红军的干部与战士们历经长途跋涉，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又饥又冷，体力衰弱。担架队的行进之路，何其艰难！杨立三与战士们一同背负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进。他的双肩已被磨破，一斜脖子便痛彻心扉，走出草地后便病倒了。周恩来对抬担架的同志们充满同情，屡次从担架上起身，亲自上前扶持。

岁月流转，周恩来始终铭记着杨立三、陈赓在草地中将他救出的那一幕。他曾对陈赓言道：“在东征之际（即1925年10月至11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次讨伐陈炯明的战役中），你曾挺身而出，拯救了蒋介石；而在长征途中，你又英勇地救了我一命。”

“在长征路上，他生病时我能抬他，为何在他离世时，我不能为他抬棺呢？”

这情谊多么深厚！

1964年二月，周总理与陈毅元帅、宋庆龄女士一同抵达昆明。

自1921年6月于法国塞纳河畔初次相遇，周恩来与陈毅便志同道合，情谊深厚，如同手足，他们之间建立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珍贵友谊。

1927年8月，陈毅于宜黄地区与南昌起义部队并肩，在周恩来同志的引领下，踏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征程。1929年，他撰写的致红四军的著名《中央九月来信》，正是周恩来与陈毅同志精诚合作的结晶。1934年8月，陈毅在激战中不幸负伤，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注并安排了其治疗。1939年春，在皖南地区，他们携手规划新四军的壮大。解放战争期间，在杨家沟、城南庄、西柏坡等地，他们共同谋划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方针。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陈毅在初期担任外交“见习”以及随后接替周恩来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两人始终如影随形，默契配合。万隆会议的成功，便是他们携手共事的显著成果之一。1958年2月，他们联袂访问朝鲜；次年4月，他们再度同行，遍访亚洲六国。1963年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他们并肩踏足亚非欧十四国；1965年6月，他们再度踏上非洲的土地。他们同心协力，为增进新中国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为稳固并提升新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

“若有人胆敢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辆，我必将挺身而出；若你们执意要批斗陈毅同志，那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任凭你们从我身上践踏而过！”

林彪、江青等人试图通过陷害陈毅的子女来实现对陈毅的诽谤。周恩来曾严肃地警告陈晓鲁：“你父亲目前面临重重困境，外界对你的议论纷纷，无论这些传言是真是假，对你和你父亲都是极不利的。坏人有可能会利用你来进行针对你父亲的阴谋，你们父子可能会相互牵连，你明白吗？”为此，周恩来亲自与陈锡联沟通，将陈晓鲁安排至东北某部队农场进行劳动锻炼，以暂时躲避外界的关注。

在陈毅同志身患重病之际，周恩来总理心系病榻，夜深人静时仍难以入眠。他屡次亲临病房探望，并多次关切地询问治疗方案，期盼着能创造奇迹。然而，1972年1月6日的深夜，陈毅同志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到了10日，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发表悼词，这篇不足六百字的悼词，让他两次情绪激动，几乎无法继续朗读。

在周恩来同志身患重病之际，一日夜半，他忽从睡梦中惊醒。医护人员闻声即刻赶至，询问其故。周恩来同志说道：“我梦见陈毅同志与我共同立于山丘之上，陈毅同志不慎失足，一把将我拉住，我们俩似乎都要一同坠落，随即惊醒。”

夜深人静，思绪纷飞；梦绕魂牵，梦境交织。周恩来卧病床榻，心中不禁怀念起那些与他同舟共济、共度风雨的战友。

周恩来与贺龙

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是在l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的一个傍晚。这次见面，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和盘托出八一南昌起义的计划，并要贺龙担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周恩来、贺龙先后经香港秘密转移到上海。当时，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捕捉贺龙。周恩来风趣地说：“贺龙，你的头很值钱嘞。”接着关心地说：“你先在这里住下，对于你的工作，我已做了考虑，我们有责任保护你。”“你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借此机会先到苏联，学习学习军事。”

贺龙对失败并不甘心，向周恩来表达了自己想要前往湘鄂西招募队伍，建立武装力量，创立红军的强烈愿望。周恩来对贺龙的想法表示赞同，并叮嘱他务必注意自身安全。与此同时，周恩来派遣了七八位同志，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小组前往湘鄂西。1928年春，贺龙抵达湘鄂西，在桑植地区成功组建了红四军，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1929年3月7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不仅对他们开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对湘鄂西苏区的发展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贺龙对周恩来的细致入微、周到考虑、真诚态度以及卓越才能深感敬佩。他感慨地说：“我在旧军队服务多年，虽曾与汪精卫（我们都是同盟会会员）见过面，且在北伐前也与蒋介石的部下有所接触，但从未遇见过像周恩来这样的人物。”

周总理若是饮得过多，恐对健康不利！待至少数民族首领再敬第四杯酒时，贺龙部长立刻接过酒杯，说道：

“这杯酒，我代总理一饮而尽，衷心感谢各位。”

“请您勿饮，这杯酒我来。”周恩来急切地阻止道。他心中清楚，贺龙患有糖尿病，饮酒实非良策。

周恩来与贺龙

贺龙毫不犹豫地争相接过酒杯，愿意代周恩来一饮而尽。周恩来随即对敬酒者回应道：“贺总患有糖尿病，不宜多饮酒。”这一幕使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宴席落幕，周恩来在返回招待所的途中，对贺龙夫人薛明郑重地说：“贺总向来不宜过量饮酒，今日他已饮得过多，你必须好好照料他。”他接着说道：“我对贺总的了解或许比你更为深刻。他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功臣，你必须牢记这一点！务必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今日他虽多饮了几杯，今后务必戒酒。”

岁月流转，薛明脑海中依旧频繁涌现那场宴会上周恩来与贺龙彼此关切、体贴入微的画面，耳畔亦时常回荡周恩来那番充满深意的言辞。

“文化大革命”的烽火初燃，贺龙便不幸成为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诽谤对象。1966年12月，造反派图谋对贺龙进行批斗，甚至侵占了他的东交民巷住所。为了确保贺龙的安全，周恩来总理首先将贺龙夫妇安排至新六所居住。翌年1月11日凌晨，鉴于形势的严峻，周恩来再次将贺龙夫妇转移至其家中西花厅的前厅。然而，“一月风暴”的狂澜亦席卷了中南海，那里亦分为两派，局势同样堪忧，连朱德总司令的箱子都遭到撬锁。1月20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再次作出安排，将贺龙夫妇迁往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尽管周恩来总理竭尽所能保护贺龙，但在林彪、康生、江青等人的追害下，即便是周总理的庇护也显得力不从心。1969年6月9日，贺龙在无尽的迫害中不幸离世。

周恩来对未能守护像贺龙这样的“功勋元老”深感痛惜。1975年6月9日，即便身患重病，他仍旧出席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见到薛明之际，他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薛明，我没有能够保全他！转眼已过六年，老总的骨灰至今未能迁至八宝山公墓，这让我深感悲痛！”

话语未落，泪水已然夺眶而出。贺龙之女晓明趋前一步，关切地劝道：“周伯伯，您一定要珍视自己的身体啊！”周恩来抬头望着她，语气低沉而缓慢：“我的时日已经不多。”话音刚落，四周瞬间弥漫起一片哀戚的哭声。这竟成为周恩来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悼念仪式。

周总理在贺龙追悼会上鞠躬七次。

侄子道出原因。

马少华

那些熟知周恩来总理与贺龙元帅的人，想必都知晓这则故事：在贺龙元帅的告别仪式上，周恩来总理对贺老总的骨灰连续鞠躬，共达七次。

依照古老的风俗，在向逝者告别时，通常行三鞠躬礼。然而，周总理却对贺老总行以七次鞠躬。周总理本人并未对此作出说明，不过他的侄子周尔均曾在后来向贺老总的儿子贺鹏飞提及此事，并获得了贺鹏飞的赞同。

周尔均，周总理的亲堂侄，亦曾是贺老总的昔日部属，曾任职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享有少将军衔。他的言辞，无疑具备相当的可信度。

在1983年，周尔均担任总参谋部办公厅的处长一职，而贺鹏飞则身负总参谋部装备部的处长重任。两人同楼办公，时常相遇，彼此间的关系尤为融洽。某次闲谈之际，他们便聊起了周总理曾向贺老总的骨灰深鞠一躬的感人场景。

贺老总于1969年6月9日不幸仙逝，然因种种干扰，其平反始终未果，骨灰亦未能得安置之地。直至1975年6月9日，即贺老总逝世六周年之际，中央政府方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

彼时，周总理身患重病，屡经大型手术，行动几近艰难，即便如此，他仍毅力非凡，亲临现场，并亲自朗诵了悼词。

在向贺老总的骨灰寄托哀思之际，众人依照既定礼仪，恭行三次鞠躬。然而，周总理情深意切，仍不懈地再鞠四次，累计竟达七次之数。

众人皆不解周总理此举的深意，即便是贺老总的亲属亦对此颇感困惑。直至贺鹏飞与周尔均一番交谈之后，周尔均方才道出了背后的原委。

周尔均向贺鹏飞陈述道：“基于我对七伯（即周总理）的深刻理解，他言谈举止间无不透露出深思熟虑，绝无草率之举。我有一项颇为大胆的猜想，想听听您的看法，不知是否恰当？”在众人共同参与的第一次三鞠躬中，七伯与大家一同缅怀贺老总，向他致以最后的告别与崇高的敬意。第二次的三鞠躬，则流露出他因未能守护贺老总而深感无奈与愧疚的复杂心境。第三次，他独自一躬，意在告知贺老总，自己已病重难医，不久将与他亲爱的战友在马克思的墓前重逢。当然，作为彻底唯物主义者的七伯从不相信什么灵异之说，这是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即将告别世界前的内心告白，正如七伯在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时所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周总理与周尔均夫妇

周尔均话音刚落，贺鹏飞亦点头表示赞同，坦言此言对他颇具启发。

当然，这仅是周尔均的个人推断，然而，鉴于他对周总理及贺老总的深刻了解，这一解释显得颇为合情合理。

周尔均提及的第二次三鞠躬，究竟如何体现了周总理对未能保护好贺老总的深切无奈与强烈愧疚？这便需要回顾贺老总遭受批斗的那段往事。

自那场运动爆发以来，贺老总不幸沦为批斗的焦点，承受了沉重的压力。闻悉此事后，周总理立刻将他接到自己府上，悉心加以庇护。

然而，长居西花厅并非长久之计，周总理便将贺老总秘密送往西山，并承诺待到金秋时节，便会接他归来。

那些人迅速探明了贺老总的住所。得益于周总理的庇护，他们不敢公然对贺老总施以暴行，于是将贺老总周围的工作人员尽数驱逐，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安插的人员，对贺老总施以种种虐待。

那段时光，贺老总日复一日地饱受折磨，睡眠严重不足，所食之餐亦常夹杂沙粒，饮水更是捉襟见肘，以至于只能依赖雨水解渴。

即便面临重重压力，贺老总依然矢志不渝，顽强抗争。这首先是因为他作为一位忠诚的革命者，早已历经沧桑，无畏风雨；其次，周总理曾向他承诺，待到金秋时节，便会将其迎回。

然而，那场运动的激烈程度出乎周总理的意料，全国上下掀起“革命”热潮，周总理不得不四处奔波，扑灭火势，分身乏术，自然也就无暇顾及贺老总了。

1969年6月9日，我国敬爱的贺龙元帅蒙受不白之冤，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载。

听闻此讯，周总理悲痛欲绝，失声痛哭，竟罕见地砸碎了物品。身边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他们从未见过总理如此之悲。

事实上，周总理的内心不只是沉浸在悲痛之中，更夹杂着对贺老总的深深愧疚，以及对那群人的强烈愤怒！

因此，在贺老总得以平反之际，即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毅然出席了其骨灰安放仪式。在仪式现场，他向贺老总的骨灰深深鞠躬，共七次，以此表达他对贺老总深沉的歉意与哀思。

从这个视角审视，周尔均的观点确实颇具合理性。

周总理无需自责，毕竟众人都明了他的境遇之艰。贺老总与他交情匪浅，对周总理的品格尤为了解，自是会予以谅解。

周总理的第七次鞠躬，实有深意。彼时，追悼会刚刚落幕，周总理便再度入院。七个月后的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辞世，与贺老总再度重逢于另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