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首次中国之行及其对中苏关系的预判

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新中国开展建设，自然离不开国际间的互利共赢合作及外来援助。然而，面对这些外来的支援，我们究竟是采取“来者不拒”的全盘接受，还是秉持“按需接受”的务实态度，坚持“拿来主义”？回顾建国初期，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赫鲁晓夫某项提议的拒绝，我国才得以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至今仍让我们引以为傲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同志在上台仅一年之际，值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重要时刻，亲自率领一支阵容强大的政府代表团莅临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在此行中，他促成签署了七项关键援助协议。首先，苏军决定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军，并确保在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完整移交给我国；其次，将成立于1950年和1951年的四家中苏合资企业，包括新疆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及贵金属开采公司、石油钻探公司，以及大连的轮船修造公司和民用航空公司，全部于1955年1月1日前交由我国全面接管。这些公司的苏联股份将通过我国出口商品在数年内逐步折算。此外，双方还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以及关于共同修建兰州至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议，以及中苏蒙共同修建从中国集宁至蒙古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议。苏联还同意向我国提供价值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签署了协助我国新建十五个工业企业以及扩大原有141项企业供应范围的议定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共协助我国建设了156项大型企业，这一系列举措无疑是一份厚重的“大礼包”，对我国稳固工业和国民经济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面临西方国家施加的封锁与制裁之时，我国“老大哥”的坚定支持显得尤为珍贵难得。

10月3日，中苏两国在首都中南海的颐年堂举行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谈。在此场合，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给予我国的援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对赫鲁晓夫明确表示：“我们双方的分歧均能即时提出，即时解决，并未累积成任何未决问题。”毛泽东强调，应充分利用当前和平的环境，致力于经济建设，着力提升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地，毛泽东进行了深入分析：“展望二三十年之后，若帝国主义发动战争，那或许将是帝国主义终结的时刻。然而，战争是否将因一场大战而告终，抑或因人民和和平力量的强大，使得战争从此无法再发生，这仍需未来见分晓。”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透露出加快自身发展，使得敌人“不敢轻易招惹”，从而放弃发动战争的战略意图。

赫鲁晓夫对中国所提供的支持相较于斯大林时代，无疑更为显著。此一变化的背后，除了社会主义阵营所肩负的道义使命之外，赫鲁晓夫本人亦处于根基未固的状态，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挑战，迫切需要毛泽东的支持。因此，在决定“支持”的具体内容、强度和范围时，赫鲁晓夫仍保持着一定的“底线”。鉴于此，在准确把握毛泽东所表达意见的深层含义之后，赫鲁晓夫迅速作出回应，承认苏联自身仍存在一些问题，“尚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与进展速度”。

然而，毛泽东仍旧坚定地提出了他个人的要求：“我国对原子能、核武器的研发充满兴趣。恳望贵国能在这一领域给予我们支持，以期我国能够取得显著成就。”

“研发此类项目成本高昂，你们现阶段宜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发展与国计民生紧密相关的产业，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至于国家安全，我们愿意提供必要的保护。”此外，赫鲁晓夫进一步指出，若中国仅是出于民用目的，“开展科研、培养人才、为新兴工业奠定基础”，苏联愿意协助建设一个成本相对较低的小型原子反应堆。

鉴于赫鲁晓夫显得并不乐意，毛泽东亦未强求，遂将话题转向他处。

赫鲁晓夫表面上显得粗犷，曾有过在苏联苏维埃大会上脱鞋敲击桌子的传闻，然而他的内心实则深沉。自从在毛泽东的交流中领略到新中国的旺盛斗志，他便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不断思索，如何使中国真心服从自己的领导，同时又不至于失去控制。经过深思熟虑，他竟然提出了将中国纳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的构想！

1949年1月25日，在莫斯科，苏联联合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六个社会主义国家，为在经济领域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抗衡，并深化彼此间的经济协作，共同宣布成立了经互会——一个仅次于欧洲共同体的区域经济组织，其贸易额位居前列。

设立此类机构表面上看似乎增强了成员国间的经济互动，并激发了所谓的“协同”效应。然而，正如有人的地方便有纷争，国际合作组织亦然。若要实现协同效应，必然涉及各国在组织中的角色定位，即分工的安排。

分工玄机重重。

在“经互会”框架下，苏联推行了一种所谓的“专业化生产”模式。这一模式将“经互会”视为一个庞大的统一生产体系，而各成员国则如同体系中的独立“车间”。换言之，成员国并未拥有自主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具体而言，这一模式要求一个或数个成员国专注于特定“特色”产品或零部件的生产，以填补其他成员国在产品或零部件配套方面的缺口。由此，苏联实际上成为集中生产设备、机器等生产资料和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中心，而其他成员国则主要负责生产食品、农矿原料等，扮演着苏联原材料供应地与产品销售地的角色。以苏联为例，其所需的羊毛总量的32.3%、罐头蔬菜的57.7%以及药材的46%均依赖匈牙利供应。即便是工业较为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也不过是苏联在沥青、铀矿、管材和轮胎原料等领域的核心供应国……显而易见，苏联正是通过这一所谓的“体系”，实现了对东欧国家的经济控制，并削弱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自主性。

然而，赫鲁晓夫所遭遇的困境在于，无论他如何试图从“兄弟”国家中榨取资源，那些东欧国家的规模终究有限，市场潜力不足，难以提供丰厚的“油水”。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形则截然不同。若能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那么，以中国的庞大规模相较苏联经济，无论是原材料供应还是市场需求都将得到稳固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因此“融入”苏联的“体系”，接受苏联“授予”的产业定位和分工，从而放弃构建完整产业体系的抱负，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资格。届时，中国将完全依赖苏联，包括安全在内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苏联的“庇护”，毛泽东关于“发展原子能”的愿望也就变得既不必要也不切实际。

此乃“促进欧亚经济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共同进步并加速经济繁荣”的关键途径。

毛泽东对“经互会”的合作模式早有深思熟虑，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听取师哲的汇报后，他回应道：“他们与我们之间差距悬殊，困难重重，若不明智地与之挂钩，未来可能引发的麻烦将难以预料。”毛泽东所思所想，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若自身基础薄弱，贸然加入“经互会”，不仅他们可能会限制我国发展中的竞争性行业，即便是我国已有的产业基础，他们也可能以消除“内耗”和“不正当竞争”为借口进行削减，甚至将我国“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这无疑将是难以想象的麻烦。

两天后，赫鲁晓夫直面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这一请求。然而，毛泽东断然拒绝：“此乃无谓之举，对中国的发展建设并无实质性益处。相反，恐怕会带来诸多困扰，纠缠不清，甚至可能阻碍建设进程。”赫鲁晓夫最终“失色”，见毛泽东态度坚定，立刻转而称赞毛泽东的考虑周全。

赫鲁晓夫心中对毛泽东始终怀有芥蒂，然而当时他尚不敢与中国公开翻脸。数年后，他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终于坦陈了自己的“衷肠”：“自初次与毛泽东相识之际，我便坚信并告知我的同志们，他绝不可能屈从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任何超越他所在党的权威。他绝不允许这种局面发生。……1954年，我自中国归来后便曾向同志们预警：‘与中国的冲突恐怕在所难免。’”

先辈种树，后辈得荫。回望毛泽东在国力薄弱时期与赫鲁晓夫的交锋，这能否为我们洞悉现今某些西方国家的真实面目和真实意图提供参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