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542：我有幸位居三公，如果辜负了国家，理应在街市上伏诛受死，向万众宣告。丞相难道是小儿女吗！为什么要吃毒药而死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42《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五卷-05

王嘉的政治就义

当初，廷尉梁相审理东平王刘云一案时，冬月只剩下二十日，而梁相心里怀疑刘云一案是冤案，供词有不实的地方。因而上奏哀帝，请求把一干人犯押解长安，改由公卿复审。

尚书令鞠谭、仆射宗伯凤认为可以准许。哀帝则认为，梁相等人都见皇上病情没有起色，内外顾望，怀有二心，希图刘云一案侥幸拖过冬季，则可减刑免死，没有痛恨奸恶、为主上讨贼报仇的忠心，于是罢免了梁相等人的官职，都贬为平民。

数月后，大赦天下。王嘉举荐说：“梁相等人都有才干德行，圣明的君主对臣下总是计其功劳，抹去过失。我私下里为朝廷怜惜这三个人才。”

奏书呈上，哀帝愤愤不平。过了二十余日，王嘉封还为董贤增加封国采邑户数的诏书。

哀帝因此大怒，召王嘉到尚书那里，令尚书责问他：“梁相等人前些时犯了不忠之罪，罪恶昭著，人所共闻。当时你也曾自我弹劾，现在却又称誉赞美他们，说‘为朝廷怜惜他们’，这是为什么？”

王嘉脱下官帽谢罪。

哀帝把此案交付将军和当时入朝的官员讨论。光禄大夫孔光等弹劾王嘉说：“王嘉迷惑国家，欺骗主上，大逆不道，请派谒者召王嘉前往廷尉诏狱。”

议郎龚等认为：“王嘉的奏言前后不一致，应该剥夺爵位采邑，免去官职，贬为平民。”

永信少府猛等认为：“王嘉的罪名虽然应该依法惩处，但是把大臣束住头发，锁上刑具，裸露身体，鞭笞拷打，这不是使国家受到尊重，宗庙受到褒美的做法。”

哀帝不听猛的劝告，诏令使者；“召丞相到廷尉诏狱。”

使者到了丞相府，丞相府的掾、史等官员流泪哭泣，共同调和毒药请王嘉喝，王嘉不肯服用。主簿说：“将相不面对执法官为自己诉冤，这种做法世代相沿，已成惯例，君侯应当自裁！”

使者严肃地坐在府门，主簿再次送上毒药。王嘉拿起药杯扔到地上，对相府官属们说：“丞相我有幸位居三公，如果奉职不谨慎，辜负了国家，理应在街市上伏诛受死，向万众宣告。丞相难道是小儿女吗！为什么要吃毒药而死！”

王嘉穿戴官服，出来见使者，再拜，接受诏书。乘上小吏坐的小车，去掉车篷，脱下官帽，随使者到了廷尉官衙。廷尉收缴了王嘉印信绶带，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诏狱。

哀帝听说王嘉活着亲自去见廷尉勃然大怒，派将军以下官员和五名两千石官员，共同审讯。审问时，王嘉说：“审理案件的人，希望得到事实真相。

我见梁相等过去审理东平王一案，并不认为刘云不该处死，只是希望公卿参与审理，以表示慎重。实在看不出他们有内外顾望、怀有二心，阿谀攀附刘云的罪证。

后来他们有幸蒙恩获得大赦。梁相等都是优秀的官吏，我是为国惜才，并不是偏袒他们。”

狱吏说：“假如是这样，那么你为什么有罪？你还是有负国的行为，不是平白入狱的。”狱吏逐渐开始侵犯凌辱王嘉。

王嘉喟然仰天叹息说：“我有幸能够充任丞相，不能引进贤能，斥退奸佞，确实是犯有负国之罪，死有余辜。”

狱吏问贤者和奸佞的名字，王嘉说：“贤者，前丞相孔光、前大司空何武，我却不能举荐引进他们；恶者，高安侯董贤父子奸佞乱朝，我却不能斥退他们。罪当处死，死无所憾！”

王嘉被关押二十余天，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感思：王嘉之死，正是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士大夫精神在黑暗政治下的必然结局，其慷慨与决绝，千载之下仍令人动容。

王嘉的行为，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忠君”范畴，升华为对士人理想和帝国原则的殉道。他并非愚忠。

当皇帝本人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时，他的“忠”便转向了更高的对象：他所信奉的政治秩序和士人原则。

王嘉坚持丞相应有公开受审的权利，反对“私下自裁”的潜规则，捍卫制度的尊严，他心中原则高于皇权。

他走入监狱，是为了获得一个在官方记录中陈述董贤祸国、梁相冤情的机会，视真相高于生命。他用生命换来的那份狱中供词，是一把刺向奸佞的匕首，也是留给历史的真相。

丞相不入狱、不受辱而自裁，是当时官场一种维护表面尊严的“潜规则”。但王嘉看穿了这背后的虚伪：

这实质上是皇帝和权贵们为了避免公开审判可能带来的尴尬和舆论压力，让大臣“安静消失”的一种手段。大臣们顺从地自裁，等于默认了这种不经过正当司法程序就定罪的做法。

王嘉偏偏不这样做。他要求一个公开的、正式的审判和处决。他要让天下人都看到，一个丞相是因为什么罪名、如何被处死的。这是将皇帝的意旨和朝廷的黑暗暴露在阳光之下。

他鄙视那种像妇人一样偷偷服毒自尽的死法。他认为这种死法不明不白，是怯懦和顺从的表现，配不上他三公的身份和所要捍卫的原则。

如果他在家服毒自尽，那么这件事可能就以“丞相有罪自尽”草草收场。史书上可能只会留下一笔简单的记录。

一旦他走进廷尉诏狱，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它从一个“内部处理”变成了一个公开的案件。他获得了在法庭上陈述、抗辩的机会。虽然他知道结局无法改变，但他赢得了将真相公之于众的讲坛。

事实证明，王嘉的策略是成功的。在狱中，他得到了当众陈述梁相一案真相的机会，更得到了指名道姓抨击董贤“奸佞乱朝”的机会。

这番话通过狱吏、官员之口，最终被史官记录下来，流传千古。如果王嘉服毒而死，这番震古烁今的控诉就没有机会说出来了。

王嘉深知，自己入狱后必然会受到凌辱和折磨。他选择承受这一切，是为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映照出迫害者的残暴与不公。

这是一种极致的政治抗议。他的“受辱”不再是他个人的耻辱，而是施加于他身上的那个体制的耻辱。他用自己的“不体面”，换来了对手的“不体面”。

王嘉拒绝在府中自裁，而选择“不体面”地去见廷尉，是他精心设计的、以生命完成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激烈的一次进谏。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死得舒服，而是为了死得有意义。

哀帝驱逐了所有说真话的人，身边只剩下董贤等谄媚之徒。当他亲手扼杀了朝廷中最后一丝正气，也就预示着西汉王朝的命运即将走向终结。

王嘉死后不过数年，王莽便轻而易举地篡汉，这其中不能不说有哀帝自毁长城的“功劳”。

在哀帝与董贤的权力同盟前，孔光已学会妥协。他的行为核心是自我保护和保全家族。

孔光弹劾王嘉，并非因为他认同董贤，或与王嘉有私仇，而是因为他清楚，这是皇权（哀帝）要他交的“投名状”。他的“恶”是在权力压迫下的被迫选择，是一种为了生存而进行的交易。

当哀帝需要对王嘉动手时，点名让孔光这位“儒学宗师”参与弹劾，这是一场极其阴险的忠诚度测试。

孔光内心不可能不知道王嘉是忠直之臣。如果他拒绝，他之前所有的妥协和自保都将前功尽弃，立刻会成为王嘉的“同党”。

他选择了站在权力一边。他领衔弹劾王嘉“迷国罔上，不道”。这顶大帽子，出自孔子后代之口，用在另一位正直的丞相身上，充满了历史的讽刺。

孔光用自己的名望和信誉，为一次肮脏的政治迫害提供了“合法性”背书。他并未在人格和志向上与董贤之辈“同流合污”，但他通过妥协和合作，成为了黑暗权力结构中共生的一部分。

王嘉评价孔光是“贤者”，是基于对孔光整体能力、学识和品德的综合判断。他认为孔光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只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选择了妥协自保。

王嘉在临死前，思考的不是个人恩怨，而是国家未来。他举荐孔光、何武，是希望国家能重用真正有才能的人，而不是董贤那样的佞幸。这种超越个人恩怨、以国事为重的胸怀，正是他被称为“真君子”的重要原因。

王嘉不自裁而选择入狱，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就义”。他放弃了个人的肉体尊严，是为了换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和历史发言权。

他用自己的死亡，完成了对汉哀帝和董贤集团最沉重、也是最响亮的一击。这是最高形式的勇敢。